而梁启超将专制概念运用到制度史研究上，更为后期学者批判中国传统政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故从画卦角度来说的乾坤二卦，乾卦初爻自然可以当太极。18 惠栋：《周易述》卷22，第396页。

故熊氏谓：《易》以乾为君，坤元，亦乾元也……六十二卦，皆本乾坤。[9]炁超越于阴阳二气，但又称为元阳，说明它与乾、阳有天然的联系。阳亏之极即有阳生起，此即惠栋所理解的无极而太极。14 惠栋：《周易述》卷2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00页。太极之元的最初和最直接展现就是阳，亦即乾元，以象数表现即乾卦之初爻。

[1]此处太极与元气或连言，或分言。2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岱年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1页。反之，如果对心思过分地加以把捉，追求并留恋某种境界，就会使心思沉滞，血脉不调畅，最终身体就会生病。

近溪对万物一体的强调，与其对宇宙同为一个生机体、万物分有同一个宇宙精神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4]（340）乾坤相互配合，宇宙才能生生不息，悠久无疆。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儒家仁学的历史展开，从逻辑的角度说，一个完整的儒家仁学体系也应该包含上述内容。[9]（222）在熊十力看来，尽管宇宙实体只有一个，但其功用表现为心与物两个方面，此两方面实际上也来自其对《易传》乾坤的透悟：余宗《大易》乾坤之义，说心物是大用之两方面，不是两体。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沉迷于如何保持这种光景，并且唯恐其不能持久，长此以往，非但不能成圣，且不为鬼者亦无几。对这个系统而言，宇宙是一个充满生机、流行不息的生生变化的总体，或者说是一个大的生命体。

是这些，哲学上乃统称之曰‘精神。上述观念再加上儒家一直重视的孝弟，即可以构建一种儒家仁学的全体大用之学。乃知大学之道在我朝果当大明，而高皇帝真是挺生圣神，承尧舜之统，契孔孟之传，而开太平于兹天下，万万世无疆者也[4]（5）。应当说精神是超乎宇宙为至上为不可思议又在宇宙内为最基本而可证会的一存在……孔子千言万语解说人道中之‘仁，原亦取义于此。

另外，近溪对孝弟慈尤为重视，在其仁学中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浓浓的爱意。今日吾人之学，则希圣而希天者也。[4]（22）关于孝弟慈的普遍性及其对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近溪在为民众宣讲《论语》为政以德时，发挥得既切近又广远，真能打动不知不识的百姓，让人听后产生三代近在眼前的感觉。[4]（322）这些说法都表明生机在宇宙中的普遍性。

[4]（196-197）那么，赤子之心所不学不虑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近溪认为就是赤子对于亲人的亲爱之情。这一体系天机洋溢、调畅活泼，同时又浑沦顺适，紧扣百姓的日常生活，一洗理学家说心说性说命说天之抽象和幽渺，使得普通百姓也能够当下受用，心胸豁然、欢呼踊跃，极大地激发了普通民众的生命自觉和主体意识，在理学史上开出了一个新的境界。

由此加以推扩，人们才会去爱社会上的其他成员，进而实现天下太平。这些都表明，对儒学的现代发展而言，新仁学的建构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

在近溪看来，易主要是描述宇宙生化变易的过程总体，这一过程总体实际上就是宇宙仁体的表现。正因为近溪以天地之生生之理为仁的本质规定，且此生生之理流贯于万物，所以对人而言，求仁的核心工夫不在于私欲的克制，而在于体会这天地生机在人身上的显现，这就是儒家体仁工夫的本质所在。不仅如此，该体系既有本体又有工夫，且紧扣民众的人伦日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乾代表了宇宙的精神，即天地之心或天心，而坤则表示生命的具体化原则，负责配合乾，将乾所表现的生机凝聚到个体事物中，从而化育万物：会而通之，吾兹有取于《易》之乾坤矣。[4]（26）因此近溪反对汉儒将克己训为克去己私，而主张克字正解，只是作胜、作能[4]（26）。从这一意义上说，朱元璋又是挺生圣神、德统君师，是政教合一的典型。

人作为天地之心，能够自觉宇宙的这种生机以及万物基于一体的有机关联，故可以超越小我，达至万物一体的大我。唐君毅说：近溪直接标出求仁为宗。

后来，受近溪的影响，泰州后学杨起元、管志道都推崇朱元璋，认为朱元璋是君师道合的圣人。[7]（120）明道首次开辟出以生生论仁的传统，使得儒家的仁爱思想获得了明确的宇宙本体论的根据。

 摘要：明儒罗近溪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及工夫追求，建立了一个以易学的生生观念为形上基础，以不学不虑百姓日用为工夫判准，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为核心的仁学体系。[13]（340）根据近溪的自述，近溪早年生长在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中，从小父母即对他关爱备至，他也对父母敬爱和对弟弟妹妹怜爱有加。

以天地万物同体忘物我是宋代自程明道以后，对儒家仁学的另一种表述，这些都是说求仁是近溪的学问宗旨。这就是亲亲，仁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根据近溪的表述，颜山农所重点强调的是，仁体作为我们的天性，时刻生生不息地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只是我们有时日用而不知，对其缺乏自觉，所以我们不必对仁体的存在表示怀疑，而只需要努力自觉之，并对其加以扩充即可，这才是求仁的简易直截之法。近溪对克己复礼的这种看法显然与颜山农制欲非体仁的说法有密切的联系，他强调从正面体会和扩充万物一体之仁，显然也是继承了颜山农从正面扩充四端去体会仁体的方法，所不同的是，近溪因为通过研究《周易》而对宇宙生生之仁深有体会，故而在谈论求仁的工夫时，特别强调人应该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自觉生生之理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当下呈现，以此自觉人的生命本真以及人对宇宙万物的责任，并以敬畏之情，自觉顺应人所得自于天的生理，做一个胸怀天地民物的大人。

就儒家仁学的发展史而言，根据陈来先生在《仁学本体论》中的研究，仁爱、生生、天心、天地之心、万物一体等观念的展开，体现了儒学从先秦到宋明逐渐走向本体化的过程。仁的本体化，即发展为一种本体宇宙论的系统，是在宋明理学中出现的。

这也可以说是他对体仁之方贯彻形上和形下的系统解释。这一点从明代阳明学的社会化运动中就可以看出。

[14]（236）总体而言，儒家的仁学到了宋明理学那里，已经发展出一种本体宇宙论的系统。正是这种真切的亲情，让他读到《论语》《孟子》中关于孝弟的话时，经常被感动得流泪。

罗近溪的仁学思想，可以说就是儒家仁学本体化、社会化发展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近溪说：先生之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也就是说，此前近溪的制欲工夫过于强调对欲念的克制及对某种宁静心境的操持把捉，从而使得身心之生机被雍遏，由此导致了心灵的郁结，进而导致身体血脉的紊乱。近溪之所以提倡赤子之心，是因为在他看来，赤子之心浑然天理[4]（75），还未及沾染任何私欲，并且赤子之心的活动具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特点，这更能体现人的原初天性。

看见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却指着这个爱根而名为仁，推充这个爱根以来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换言之，生命即是宇宙本体，此宇宙本体通过对万物无限的生化作用而呈现。

李卓:《精神哲学与陆王心学———以徐梵澄〈陆王学述〉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5期。因此，可以说生命是宇宙的根本德性。

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在晚明清初也颇受重视，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规范。罗近溪基于自身的实践，最终建立了一个立足于宇宙生生之仁，贯彻于百姓日用，紧紧围绕孝弟慈的家庭伦理的完整严密体系，为仁学建立了一个纵贯形上和形下、十字打开的体系。